因为自汉初刘家奉行黄老治国，整个社会看上去安乐富足，但中央却一直财政困难，国库空虚。而中央财力不足，就在一定程度上就助长了他人的野心，比如引起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，他仗着吴国临海靠山，煮盐冶铁，巨额敛财，已是公然不把皇帝与汉廷放在眼里。由于汉代管理疏松，那时像刘濞这样的野心家，可是不在少数，所以桑弘羊的“盐铁官营”理论一提出来，就深得刘彻之欢心。
然而，凡事物极必反。中央把盐业抓太紧了，老百姓吃不起盐，就必然会有私盐出现，甚至激起民怨。例如唐末的黄巢，就是盐贩世家，靠着家族积攒的财富在短时间内招兵买马，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。
而朝廷为了独享利润，对这些盐贩子自然是严厉打击。只不过，在巨大利益面前，私盐贩子开始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，跟国家机器对抗。私盐贩子往往上百人集体行动，甚至有些地区，上千人武装押运私盐也不在少数。水路上，这种情况也很常见。
宋高宗绍兴四年二月八日，监察御使广南宣谕使明橐，上书说：“臣自人广东界，闻大棹船危害不细。其大船至三十棹，小船不下十余棹，器杖锣鼓皆备。其始起于贩鬻私盐。力势既盛，遂至行劫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私盐贩子的规模。
正因这样，宋朝廷和私盐贩子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。但因为宋朝的主力军“禁军”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北方外来民族的侵扰，而镇压盐贩的军队大多是乡军这种不入流的二线力量，导致宋朝廷在跟盐贩子的冲突中，输多胜少。到了南宋中后期，首都临安城内城外，遍布私盐贩子，而朝廷无能为力。
虽然盐贩叛乱给朝廷带来很大影响，但是毕竟盐可以给朝廷带来不小的收入，控制私盐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国策。
直到元朝时期，蒙古人把盐业专营做到了极致。他们不仅效仿唐朝对卖盐管控，而且疯狂提高盐价，官方价格比产地价格高了快500倍。
盐业专营短时间给元朝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，盐业收入一度达到全国总收入的80%，不过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。元末几个带头起事儿的，很多都是盐贩出身。像是张士诚方国珍这俩人都是盐贩，朱元璋虽然没卖过盐，但是他却得到不少盐贩子的支持，才有了他贿赂郭子兴，自己回老家招兵买马的故事。所以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是元末乱世，实际上是一帮盐贩夺江山。
而到了明朝，更是开始出现了盐引制度。
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将延续已久的官盐制度，开放为允许商人通过输送粮食来换取食盐的销售许可，大约30斤粮食就可换一份“盐引”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解决了边防军需的问题，还能让利于民。
这里的“盐引”指的是一种专卖凭证，即商人从政府那里购买盐引，盐引上写着具体的支盐数量、运送时间、地点等信息；然后，商人拿着盐引到盐产地支盐；再将这些食盐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贩卖。
明太祖在面对紧急的边患问题，推行了利国、惠商、便民的“开中法”：盐商们需要按照招商榜文的规定，先将粮食运送到规定的边塞军区，再换取运盐的凭证——盐引；然后，商人们便可凭着盐引到盐场支盐，将食盐运送到指定的区域进行销售。整个环节看上去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证券交易。
说白了，想卖盐，有盐引就可以；想要盐引，那就得送粮食到边塞。
非但如此，盐引还可以溢价，也可以当作支付凭证和经营许可证，拿到食盐市场上卖。如此大的利润，就连很多皇亲国戚，哪怕太监都成了盐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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